实力·小说 | 会飞的东西(王彪)

西湖杂志2018-06-25 20:14:24

王彪,1961年出生于浙江,中国作协会员,现为《收获》文学杂志社副主编。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写过诗歌和文学评论,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庄园》、《致命的模仿》、《隐秘冲动》,长篇小说《身体里的声音》、《越跑越远》、《复眼》、《你里头的光》等。



过几天就是父母金婚大喜,母亲忽然打电话给我,说要跟父亲离婚。

我以为他俩又吵架了,没当回事,说:“妈,你们俩要离婚我都听了几百回了……”

母亲急了,喊了一声:“儿子你听着,这回是真的!”

这节骨眼上还来真的?我有点哭笑不得,嘴里抱怨母亲,“您老要去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啊?过完金婚办离婚!”

母亲以为我在讽刺她,勃然大怒,“你还觉得好笑?你和你爸都穿一条裤子,你们一起骗我。”

老太太把火撒我头上了,我赶紧申辩:“妈,你可别怨枉我,打死我我也不敢骗你,我爸他——”

“你爸他是个坏人!叛徒!特务!”

这不是“文革”中父亲的罪名吗?母亲气糊涂了,又翻出“文革”大批判的帽子来给他扣上。他们这代人的思维是不是都免不了这个?

但母亲接下来的话却让我心里一沉,我听出她话里的沉痛,“我跟你爸同床共枕几十年,却不知道身边睡的是个卧底。”

卧底?父亲什么时候参加过秘密工作?他这辈子无论跟公安还是国安系统,都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啊。“哼!”母亲一声冷笑,说,“他是专告我的密,这个老奸细,都快进棺材了还不放过我,我这辈子都叫他给毁了!”

母亲说出这一句话,像是触动了往事,停顿片刻,突然在电话里哭了出来。

 

有关母亲与父亲的这段往事,我是知道的。母亲曾跟我念叨过无数次,她与父亲吵架动了气,也会拿这个来说事儿。在母亲眼里,这是父亲亏欠她的经典桥段,她人生的影片需要回放时跨不过去的痛点。

我的父亲和母亲出身都不太好,却赶上了凡事都论出身的年代。父亲人聪慧,老实,不擅言辞,他把心里的灵秀都用在笔尖上,平常爱写写散文书评什么的,他就是凭这点小文艺赢得母亲的芳心,年纪轻轻当上文化馆副馆长。运动一来,他这样的芝麻绿豆官也免不了打成“走资派”,下放到干校劳动。

母亲也在干校劳动,她头上的帽子比父亲还要大,沉,父亲是“走资派”、“坏分子”,母亲则是“现行反革命”。因为她得罪过进驻单位的“工宣队”领导,给抓了辫子,说她诽谤文化大革命,又查出她有海外关系,罪加一等,在干校里属于重点批斗改造对象。

不过,母亲生性开朗,她那时才三十出头,年轻漂亮,不甘心当一辈子的“反革命”分子,劳动改造积极主动,最苦最累的活抢着干,硬是在干校里评上了先进。干校的张书记是部队转业回来的干部,喜欢部队作风,他欣赏母亲快人快语的爽快劲儿,还有劳改的热情,隔三岔五找母亲谈话,鼓励她彻底脱胎换骨。“你身上有一股向上的气质,像我在部队看到的文艺女兵。”张书记严肃地点点头,又断然地摇摇头说,“可惜这里的知识分子没这些东西。”

我见过母亲干校劳动拍的照片,虽然穿的是普通衣服,但母亲的神情确实称得上英姿飒爽,如果肩上扛的不是铁锹而是步枪,她完全配得上毛主席那首《为女民兵题照》的名诗。那时母亲的脸上是有光彩的,眼睛明亮清澈,迎着阳光站立时激情洋溢,这也许就是张书记说的母亲身上向上的气质吧。

干校农场地处江边,有一道高高的堤坝,春天野花盛开。张书记有几次找母亲谈话,走着走着就走到堤坝上。母亲不像别的女子那样被满坡的野花迷了眼,她会沿着堤坝一直走过去,对着江面迎风而立,母亲说她喜欢风吹在脸上、吹起头发和衣襟的感觉。母亲学过舞蹈,腰杆笔挺,步履轻盈,富有韵律。张书记看着母亲在堤坝上像跳舞一般优美的身姿,对母亲说了句话,他说:“你心里面有个东西在飞。”母亲吃了一惊,避开张书记的目光,垂下头说:“我还要继续劳动改造。”张书记似乎没听见母亲的表态,他仍旧看着母亲,像是自问自答,说:“嗯,我知道那是什么!”

正是黄昏落日时分,霞光似火,映红了半边天,母亲与张书记站在江堤上的剪影恍如电影里的镜头,也许这个场景太美了,有人看见后忍不住告诉同伴,同伴又告诉另一个同伴,结果越传越多,传言的版本也各不相同。有人说看到张书记拉住母亲的手了,也有人说张书记与母亲是拥抱在一起的,还有人说母亲的舞跳得真好,她在张书记面前展现了一个完美无比的大劈叉,比得上《红色娘子军》里的吴清华……这些传言都是背着父亲的,没有一个人敢跟父亲去提,但鬼使神差地,所有的版本父亲后来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不过他一个也不相信。

这次谈话后不久,好运降临到母亲头上,她被告知经过劳动改造,可以摘掉“现行反革命”帽子,回原单位恢复工作。母亲喜极而泣,迫不及待把这喜讯告诉父亲。她以为父亲会替她高兴,却不料,她的喜讯对父亲是当头一棒,称之为重大灾难也不为过。面对这个结果,传言的不同版本之间的真实性突然变得无足轻重,父亲明白,真相只有一个,就是眼前的现实。

父亲可能气疯了,他写了封揭发材料,检举母亲的反革命言论。那些话都是以前夫妻俩在枕头边说的,属私密性质,不为外人道也。比如,母亲看到一个反革命案例,有个农民从商店里请了尊毛主席雕像,回家路途比较遥远,农民贪图省力,往雕像脖子上拴了根草绳,晃晃悠悠拎着回家。路上遭人告发,说他要吊死毛主席,结果判了无期徒刑。母亲对父亲发感慨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咱们家这尊毛主席像,我每天擦灰搞卫生都提心吊胆,万一摔坏了那可不得了。母亲叮嘱父亲,报纸上的毛主席照片,不小心弄脏了或搞破损了,悄悄处理掉,最好撕碎烧成灰,千万不能丢垃圾桶,那会让人查出蛛丝马迹的。母亲的出发点是要小心,但这话一旦公开出来,就变成母亲心里有鬼,够得上对毛主席的大不敬了。再比如母亲还议论过江青与林彪,她说江青接见外宾的场合不够端庄;林彪脸上有阴气,不吉利,他当接班人不合适。

可想而知,父亲的揭发有多致命。母亲当即给关起来审查,先是追查母亲有无反革命同伙,再接着追查母亲的历史问题,罪名越查越严重,一度,上面准备把母亲当作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枪毙。也是母亲命大,“九一三”事件爆发,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母亲的案子搁了下来。或许因为她说过林彪的坏话,她在狱中关了一年后放出来,继续回干校劳改。

简直是死里逃生,母亲说什么也要跟父亲离婚,这时候母亲与父亲的处境调了个个儿,父亲已离开干校回文化馆上班了。父亲又给组织上写信,这次他揭发的是母亲的资产阶级思想,母亲闹离婚是恨恶他这个帮助她接受改造的丈夫,给干校的政治思想工作成果抹黑。干校新来的书记对路线斗争特别敏感,他在母亲的离婚报告里嗅到了一丝危险气息,那就是母亲想利用离婚来对坚持真理的父亲实施打击报复。新书记于是嫉恶如仇地批了行字: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不许搞反攻倒算!

新书记的批示定了离婚案的调子,母亲给吓住了,再也不敢跟父亲闹,而父亲反而得到一种权利,就是由他来帮助母亲思想改造。后来母亲跟我提起这段日子,痛心疾首,说:“你爸这人有多歹毒,他写的整我的黑材料,足足有一箩筐!”

 

我买了张火车票当天赶回老家。推开门,房间里倒挺安静,母亲和父亲各自坐在客厅与书房,一个在看书,另一个也在看书,两人一副老死不相往来的架势。我当然习惯了他俩的冷战作风,有时候他们可以一个星期彼此不说话,实在迫不得已,便把我当作传声筒,说给我听,再由我来告诉另一方有什么事情。可以说,我是在冷战中长大的一代,因此对冷战深恶痛绝。

我叫了声爸妈,拿出两份礼物,那是我为他们金婚大喜定制的中式礼服,我故意不说离婚的事,把两件礼服拎起来给他们过目,“礼服都做好了,我早付的钱,不拿回来也不行。爸妈你们穿上试试?”

母亲一把夺过礼服,操起剪刀就铰,“你这是要气死我啊!”

母亲果然气得脸都白了。我忙抱住母亲,说:“妈,我不是故意气你,五十年都过来了,你又何必呢?”

“五十年都过来了,可我就是过不了眼下这五分钟了!”母亲说。

我不能同意母亲这样决绝,“为什么?”

“为什么?”母亲说,“你去问你爸吧,你听听他干的好事!”

我进到父亲书房,关上门,在他面前坐下。我说:“爸,你也真是的,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干这些!”

父亲摇头,叹气,说:“你不懂,你妈这样下去很危险的。”

“她有什么危险?”我问。

“广场舞你知道吧?”父亲说,“你妈迷上广场舞了。”

我大惑不解,“这没啥不好啊,老年人跳广场舞有益身体健康,爸,你也应该跟妈一块去跳。”

“你胡说什么?”父亲跳起来,“你妈去跳广场舞是另有目的的,她是去追求她的自由,她心里面那个会飞的东西。”

这句话听上去好熟悉。我想起来了,是当年干校欣赏母亲的那个张书记说的。显然父亲说这话是有含意的,他也知道母亲跟我说过以前的事情。果然,父亲马上提到了张书记,据他说,张书记老伴过世,前不久住到儿子家里,与母亲偶然相遇。母亲说起自己腿脚不便,张书记建议她去跳广场舞。母亲一跳上瘾,两人天天到跳广场舞的地方见面,打得火热。

父亲觉得这样下去母亲会犯生活作风错误的,他多次提醒母亲注意,母亲反而说父亲是小鸡肚肠,心胸狭隘,不像个男子汉。父亲各种努力无效,无奈之下,给组织上写信,揭发张书记与母亲的暧昧关系。

我很吃惊,问父亲:“你们退休都十来年了,哪还有组织?”

“怎么没有组织?我们有退休干部支部,每月都过组织生活的。”父亲说。

虽然父亲和母亲不在同一个单位,但属同一个系统。难怪啊,这个退休支部还是可以管到他们的。

我对父亲的做法相当生气,我说:“这是你跟我妈的家事,你不能一闹就闹到组织上去了。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这道理文盲都懂,你还是知识分子。”

“是,是,我下贱,我无耻,我不像个男人。”父亲自怨自艾,他摸着白花花的头发,眼里突然溢出泪水。

这太突然了,我没料到父亲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一时呆在那里。

父亲说:“可你替我想想,除了这条路,我还有别的办法吗?结婚五十年,你妈何曾听过我一句话?”

我的脑子还没转过来,“你的意思,你向组织上反映她就听了?”

父亲没有回答,擦了擦眼角的泪花,沉默半晌,憋出一句:“我们这代人习惯了,倚靠组织。”

“当年打倒你,批斗你,说你是走资派、坏分子,还有叛徒、特务,也是组织。”我嘲笑他。

父亲的“叛徒”、“特务”罪名特别荒唐,他写过几篇外国文学作品的书评,参与接待过一个苏联作家,一起吃了顿饭,仅此而已。

“你不能这样说话,是人都会犯错误,组织也是由人组成的。”父亲反驳说,他的思维忽然变得犀利了,“现在的人就没错误吗?我告诉你,连科学都靠不住,今天是真理,明天就推翻了。”

我居然觉得有点说不过父亲,有力使不上,好像哪儿岔开了。父亲浑浊的眼珠子忽然亮了一亮,他说:“你不知道,其实你妈最听组织的话了。”

一定是有什么神奇的回忆刺激了父亲的大脑皮层,他兴奋起来,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他平生第一次跟我说了这么多。

父亲说:“你妈性子倔,主观性强,凡事都要依着自己,还得理不饶人。她被我举报坐了一年牢,差点被枪毙,恨死了我,非得跟我闹离婚。后来是干校新来的书记硬给压下来,但压是压下了,你妈心里不服啊,她对我那个态度,真叫恶劣。我跟你妈说句话都难,那怎么办呢?新书记不是叫我帮助她吗?我也是无计可施,就又给组织上写信,反映她的问题。

“你妈肯定跟你说过了,我整了她的黑材料,足足有一箩筐。这不夸张,是有一箩筐。我请组织上批评教育她,首先端正思想,改变态度。这信还真管用,新书记专门找你妈谈话,要她尊重我,说这是政治立场问题。你妈下一次见到我,再也不敢拿白眼瞪我,说话口气也温和多了。”

“你有没有再揭发我妈的反革命言论?”我问他。

父亲马上说:“这个没有,真的没有。我也没想到当初说的那些事儿差点要她的命,再借给我十个豹子胆我都不敢了。我跟组织上汇报的是些小事情,你妈的小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你知道你妈这个人清高得很,这跟她的出身有关系,她祖上中过举人,也算名门望族,她骨子里是瞧不起平头百姓的,也瞧不起我,我要她深挖这个根。”

“那我妈她改了吗?”我忍不住想刺一下父亲。

“改啊,怎么没改!”父亲兴冲冲说,“你妈那以后就不敢在我面前骄傲了,她对我客客气气的,有段时间,我们可以说是相敬如宾。”

“还举案齐眉呢!”我恶心父亲,恨不得败一败他的兴,“我妈心里没少骂你吧?”

“什么叫改造?改造就是一点一点慢慢来,百炼钢化作绕指柔。”父亲说,“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你妈连生活习惯和性格脾气都开始改进了。比如说她本来挺爱臭美,手又巧,喜欢自己改衣服裤子,这儿收一收腰,那儿提一提裤脚,穿在她身上特别苗条好看,所以就是劳动服,你妈身上和别人身上是不一样的,不知情的男人搞不清楚哪儿不一样,反正心里会咯噔一下,很容易想入非非的。我相信张书记就是个明摆的例子。我给你妈提意见,她不听。我给组织上写信,指出她这种打扮是受了电影里女特务的影响。组织上找你妈谈话,说有人反映你爱慕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你妈说没有啊,我跟大家一样朴素。组织上这位同志当场指出来,你这身穿着动过手脚的,瞧这掐腰儿,这线条,这纽扣的位置,还有这小裤脚——”

父亲说到这儿笑起来,露出干瘪的牙床,“嘿嘿,不就是从电影里国民党女特务那儿学的吗?妖里妖气的,哈哈哈。”

这会儿连我也能想象到母亲当时的表情了。

父亲自顾自笑了一阵,继续说:“你妈知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不知道亮到这种程度,连一根针脚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你妈再也不敢在这上面下功夫了,她到现在穿着都挺朴素。”

够了,我再也不想听下去了,世界上还有我爸这种人,把夫妻关系拿到别人面前展览不说,竟然用举报的手段来改造我妈,那一箩筐的黑材料,全是修理我妈的刀子斧子吧?这儿砍一刀,那儿削一块,这样下去,我妈还能不体无完肤面目全非吗?

我的情感和理智,就是在这一刻站到了我妈那边,我跟父亲说:“本来我还想劝和的,现在不了,现在我支持我妈跟你离婚。”

 

话虽这么说,我对父亲告诉我的,母亲与张书记的暧昧关系还是心存疑虑,如果父亲说的没错,我支持母亲离了婚,那她要是想跟张书记结婚,我该怎么办?虽然我同情母亲,可她七十多岁当新娘,我仍然觉得难堪。

我决定先了解一下情况,母亲与张书记到底走得有多近。第二天一早,我跟父亲说出去散步,悄悄来到母亲跳广场舞的地方。大老远就听见录音机播放的音乐,不是舞曲,而是一首老歌,《北京的金山上》,旋律欢快热烈,尤其是中间的那句“巴扎嘿”,富有节奏感,非常适合舞蹈的表演。因此我看到好几十个跳广场舞的老头老太,都晃着白花花的脑袋在忘情地甩手甩脚,“巴扎嘿、巴扎嘿”。最前面那个领舞的,动作特别漂亮,她的身体像有磁力一般,吸引着众人,她往东,大家往东,她往西,大家往西。我定睛细看,这不是我母亲吗?

母亲跟我在家里见到的全然不同,她已换了一个人,一点都不显老,反而青春焕发。跳完了《北京的金山上》,歌曲自动换到下一首《南泥湾》,接着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浏阳河》、《红梅赞》,无一例外都是“文革”年代流行的革命歌曲。我仔细观察,发现母亲带领的舞步里有一点点忠字舞的风格,也许母亲当年所学舞蹈的遗风所及,母亲不知不觉保留了下来。

那么那个张书记呢?他在哪儿?其实不用在人群里找,我已经看到他了。他醒目地矗立在母亲身后,处于母亲与学跳广场舞的人群之间,看上去母亲像是老师,他则像个班长,带领众人呼应着母亲的一举一动。

不愧是军人出身,他长得高大魁梧,但他的身体极不协调,整个人往右偏斜着,关节像锈掉的零部件,做出来的动作生硬笨拙,这导致他总是比别人慢半拍。由于他所处的突兀的位置,他的半拉子广场舞就显得特别滑稽。

我差点笑出来,但出于好奇,我还是仔细观察他。我发现他跳得极其认真,甚至称得上虔诚。他的目光牢牢固定在母亲身上,一丝不苟地执行着母亲的肢体所传达出的语言,仿佛那是军令。因着这份认真,他比别人跳得辛苦多了,气喘吁吁,花白的头发上全是汗珠。

终于跳完了,母亲被几个中年妇女拉到一边,大约是请教什么问题。人群陆续散去,张书记没走,他掏出一堆光碟,蹲在录音机旁摆开了小摊。我上去一看究竟,发现这些光碟都是自己刻录的,插在塑料封套里,封皮上用美工笔写着几个字:红歌经典。

“多少钱?”我拿起一张,随口问他。

“不要……钱。”他说话有点口吃。

我吃了一惊,他应该不认识我,为什么不要钱?

“我……我送你,你来跳……广场……舞。”他说。

我明白了,他是用免费光碟来拉生意。但学广场舞应该是不要钱的。

难道他是为了母亲?

回家的路上,我犹豫着要不要问母亲。母亲却忽然说话了,“原来你也信你爸告的密。”

母亲真是火眼金睛,早看穿了我的小心思。我讪笑着替自己辩解,“怎么会呢?不过他真的好喜欢你——”迟疑片刻,我还是觉得不捅破这层窗户纸为好,要捅也由母亲自己来捅吧,于是就补上一个词——“跳舞。”话说得疙里疙瘩的,听上去的意思还是明白,张书记他喜欢母亲跳舞,而不是喜欢母亲。

“好吧,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母亲说,“他以前在部队里有个恋人,是文艺女兵,跳舞蹈的。后来那个女兵让一个大首长相中了,做了首长的儿媳。”

我感觉自己给震了一下,停住脚步。

母亲也停住了,她没看我,抬头看天,“那是他的初恋。”

天空有一只鸟飞过。难怪他能理解,心里会飞的东西,“我知道那是什么。”当年他这样对母亲说。

母亲的表情依然淡淡的,“去年他摔了一跤,中风了。”

哦,这就对了,他的身体是斜的,说话口吃。我的眼前浮现出他虔诚地看着母亲,吃力然而一丝不苟模仿母亲动作的情景。莫非母亲是想暗示我,张书记与她的关系不过就是广场舞?

我不由松了口气,却又莫名地替父亲难过,他其实是个可怜人,他自以为掌握了母亲的所有秘密,到头来根本就不了解母亲。

“妈,对不起,我想替爸跟你道声歉,请你原谅他。他是很蠢,可他实在是害怕失去你。”

这是父亲亲口跟我说的,他为什么写第一封举报信,把母亲往火坑里推,他就是害怕失去母亲。一旦摘去“现行反革命”帽子,母亲的地位将远远高过父亲,再加上母亲的漂亮能干,她会把父亲越甩越远。“你知道一个溺水的人的心理吗?他会抓住能够抓住的那个东西,到死不放手。”父亲说这话的时候目光闪烁,并无一丝一毫羞耻之感。我说:“这是你的自私。”父亲想了想,承认了,“是自私,但这是爱的自私。”

父亲说他爱母亲爱得发疯,他无法想象没有母亲的生活,而且他的出发点是为了母亲好。“你想想,你妈当初要是跟我离婚,去跟张书记好,她会幸福吗?不说别的,光是张书记满嘴的大葱味她就受不了。有一次我吃了几口大蒜,你妈都不让我上床。那日子怎么过啊?”

父亲与母亲的日子最终还是过下来了,我曾经设想,是不是听了父亲的解释,母亲的心软了?

父亲像是看透了我的心思,嘿嘿笑起来,笑得古怪而意味深长。“你妈不是骂我老奸细吗?我是害过她,可我也救过她的命,你相信吗?”

据父亲说,母亲有说梦话的习惯,她在单位受人欺负,夜里做噩梦,会不由自主念叨甚至痛骂那人的名字。父亲常被母亲半夜吓醒过来,他赶紧推搡母亲,母亲却一脸茫然,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梦里说过什么。试过几次之后,父亲想了个办法,他再也不去叫醒母亲,而是把母亲的梦呓记录下来,第二天等母亲起床后拿给她看。母亲吓得一个哆嗦,当场把父亲记的本子掉在了地上。

但这法子真的管用,母亲相当长一段时间再也没说梦话,否则,在狱中的那一年,她就是一句错话不说,她的梦也会出卖她的。

出狱后母亲与父亲闹离婚,闹得神经高度紧张,老毛病又犯了,半夜从梦中喊出声来,要杀了父亲。父亲照样把这些话记下来,向组织上汇报。组织上以为要出人命,召开批斗会狠狠教训了母亲一顿,弄得母亲不敢睡觉,整夜战战兢兢睁着眼,一直到连梦都不再出现,母亲危险的梦呓终于彻底摧毁,跟着一同摧毁的还有母亲的睡眠。

而与母亲同在干校劳改的一个女反革命分子,因为睡梦里喊了声极其反动的口号,叫人告发了,正撞上“批林批孔”运动高潮,从严惩处,立即枪决。从这个角度说,父亲的确救过母亲一命的。

大约母亲回想起来也心有余悸,此后她默认了与父亲保持夫妻关系。我的理解是,这是不是意味着母亲已经接受了父亲出于爱与恐惧对她的伤害?

我需要母亲给父亲一个明确答案。

这就够了。然后她爱怎么着就怎么着,这个世界没有谁规定过,过了金婚就不可以离婚。

于是我挽住母亲的手,又重复了一遍,我说:“妈,对不起,我想替爸跟你道声歉,请你原谅他。他是很蠢,可他实在是害怕失去你。”

我急切地看着母亲,期待她回答。不经意间,心忽然怦怦跳起来,仿佛这心跳的后面藏着一个秘密——母亲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这也是我需要的答案。

 

那还是在所有事情发生之前,也就是父亲和母亲双双进干校之前,事实上已经有事情发生了——他们俩悄悄商量着要离婚。那时他们感情很好,相亲相爱,之所以离婚主要是为了我。我在前面说过,他们两人出身不好,直接影响到我,我在学校是狗崽子,尽管我只有七岁,也像大人那样打入另册,红领巾都轮不上戴。记得有一天我从学校哭着跑回家,脸上画满了叉叉。班里一个同学丢了钢笔,怀疑有人偷了,又找不到嫌疑犯,老师不准大家回家,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最后同学们一致公认是我偷的。他们说谁叫你是狗崽子,不是你偷的还能有谁?他们把我推倒在地拳打脚踢,打完后拉到台上批斗,每个同学上来拿钢笔在我脸上画叉叉,画一个叉叉警告我一句:“看你还偷东西,这是记号!”

我哭着不肯去上学,父亲和母亲也哭了。他们从我脸上的叉叉看到了我的将来,这是他们最受不了的。终于,他们想出了办法,就是离婚,相比之下父亲的成分要好于母亲,他们决定我跟父亲。

那天晚上,我睡在床上,偷偷看着他们抱头而泣,他们彼此发誓说,这是假离婚,一旦形势好转,他们就复婚。我在被窝里因为害怕而瑟瑟发抖,那一刻,我相信自己再也见不到母亲了。

第二天,我写了封揭发信,夹在我的作业本里交给老师。我揭发了我父母的假离婚,我说,他们干的事都是假的,欺骗组织和革命群众,我们绝不答应!

组织和革命群众果然都不答应,我父母的假离婚揭穿了,也泡汤了。但他俩始终不知道是我写的揭发信,我也不知道老师是如何把我的信交到父母单位,反正那时候大家的警惕性和积极性都挺高的。

后来看到父母真的闹离婚,我心里很纠结,我会反问自己,要是我当年不揭穿他们,他们是不是早就分手了?也因此,就没有后来的这些是是非非了?

谁知道呢。

包括此刻我等待的母亲的答案。谁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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