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告诉孩子真相了:语文课本上的周扒皮实际上是个好人

鸿鸣8号2018-06-25 16:20:27


周春富,听来有些陌生,他的外号却铭刻在了几代中国人的脑海里。他就是‘’半夜鸡叫‘’里的坏地主周扒皮。


动画片里,教科书里,甚至儿歌里都有周扒皮的身影。


周扒皮,

五十一,

半夜三更来偷鸡,

我们正在做游戏,

一把抓住周扒皮。


周扒皮为了不让辛苦一年的长工们拿到工钱,半夜起来学鸡叫,让长工们天不亮就下地干活,想要活活累死他们。小时候看了周扒皮的事迹恨得牙根痒,周扒皮这个坏地主,坏事做尽,绝对是贫下中农的阶级斗争对象,我要毫不犹豫的同地主阶级作斗争。



当时年纪尚小,不懂得分辨就真的相信了世间有比鸡起的还早的老板。现在想想,东北的冬天是没有多少活的,大部分时间是猫冬,哪里有那么多的活需要长工们半夜里起来干。怀着这样的疑问,我走近了那段往事,结论是:半夜鸡叫背后的故事令人不寒而栗。


1.家业初具规模


清朝初年,周春富先祖从山东黄县响应号召来到了辽东半岛垦荒,和大部分闯关东的山东人一样,周家先祖在旅顺登岸,然后各奔东西寻找合适的落脚之处,几经选择,最终将家安在了复县,即为今日之瓦房店市。


周家先祖勤勤恳恳,安分守己,最终在复县黄店屯村站稳脚跟。俗话说:“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周家经过几代人的经营,传到周春富这一辈已经有了几亩薄田,周春富不必为了吃饭问题而烦恼。


但是周春富不同于他的父辈,他善于经营,精打细算,为了把家业做大呕心沥血,对自己、对家人几近苛刻。苦心人天不负,周春富只要手里有余钱就要买地,跟地头的农民闲聊,结尾总要问家人地卖不卖。一来二去,手里的地越来越多,最后发展到了200多亩。种的地多了,收的粮多了,就把卖粮的钱用于投资实业,慢慢的油坊、磨房、染坊、粉坊以及一家杂货铺相继开张,事业可谓蒸蒸日上。


电视剧《闯关东》里面,主人公朱开山就是个励志的典型,他一家人冒死来到关东,置地挖金子,挖金子置地,勤恳经营,终于挣得一份大家业。而周春富就是现实版的典型,不偷不抢,一家人的吃喝都是土地里刨出来的。


在黄店屯,年长些与周春富有过接触的老人都知道,“周春富这人无论吃的还是穿的,都很寒碜,裤腰带都不舍得买,是用破布条搓的。


在周家做过多年长工的王义帧回忆说:“周春富“从不闲着”,伙计铡草的时候他帮着续草,他续草铡出的苞米秸长短匀齐,牲口爱吃。有个特殊要求,无论是伙计还是儿女媳妇,干活时不准穿红挂绿,怕粘灰就不能撒手干。”


2.土改下的冤魂


1947年底,土改工作组进驻黄店屯村。划分阶级属性的根据是毛泽东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文中对农村的阶级关系进行了分类。那些“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 叫做地主。”“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地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而对富农的描述则是,“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


周春富不曾出租土地,主要是雇佣长工干活。富农的属性更匹配一些。但在1947年的大环境下,这些理论上的划分只是参考,村内的政治氛围和工作组的工作方式决定了一切。在黄店屯,拥有 20多口人,200多亩土地的周家最终被划作了双富农。人均十亩地,在地广人稀的东北农村,算不得突出,但周家除了土地,还有几个坊铺,这在村里是被认为是“很有钱”的象征,而有钱”,则是划分阶级,平分财产的一个前提。周春富费尽心思积攒起的家业,最终成为了致命的包袱。


暴风骤雨很快席卷了周家,“数不清的脚踏进院子,翻箱倒柜挖地刨坑,然后把筛糠样的地主老财父子婆娘揪斗到街上戴高帽挂铁牌,鞭棍啐骂一浪高过一浪。太姥爷的几个孩子扶着破碎的窗棂惊恐万状。亲朋们早就鸟兽散或作壁上观或劈天跺地划开界线。”孟令骞根据自己的寻访复原了当时的情景。


一个自称给高家放过猪的小孩多年后回忆,“周春富让人民政府召开公审大会给枪毙了!那天我们家乡人山人海地去看,尤其是老人们都非常高兴。”




1947年12月的某天,黄店屯的男女老少都被通知去村小学。“周春富被拎过来,贫下中农代表们控诉完毕之后,上去围攻,打啊踢啊。”周家长工阎振明至今还记得当年的场景。


“你踢了吗?”阎振明一楞,沉默了两秒钟,脸扭向一旁,苦笑着说:“谁敢不踢啊,阶级斗争,阶级一划分那就是敌人。你不踢,不表态,就说明阶级立场有问题。”


1947的暴风骤雨,做为个体的人是很难表达自我的,唯一允许做的是随大流,谈不上泯灭良知,但求自保。但是这种忆苦思甜式的批斗方式一直持续到20年后的文革中。


文革中,当年求自保的周家长工们开始怀念周春富的好。


文革中,时任革委会主任的孔庆祥找到曾在周家当过长工的孔兆明,要他上台讲讲周春富的问题,对贫下中农进行再教育。他是当年周家4个长工里年龄最小的一个。


孔兆明上台开始讲周春富如何剥削长工,讲着讲着不自主地说起,老周家伙食不错,“我们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还要好。 干部们一听,急了,赶快拉他下来。


曾在周家打过短工的孔宪德说,“农忙的时候, 就去帮忙,好吃好喝不说,你还得给我工钱,不给工钱谁给他干?一天的工钱还能买十斤米呢。你不好好待我,我就不给你干。”而孔宪德的哥哥孔宪丞在周家做过多年的长工,“一年挣8石粮食,养活全家。”老长工王义帧则说:都说老头狠,那是对儿女狠,对伙计还行。没说过我什么,我单薄,但会干。老头说,会使锄,能扛粮就行。”


“我经常听父辈们回忆,唉,人家周家有那么坏吗?但那个时候谁敢说他 好?”1947年,赵桂春出生于黄店屯附近的黄堡屯。61年后,她坐在大连图书馆看书,反思以前的事儿:“在暴力面前没有人道,在血面前谁不恐惧?”


3.“周扒皮”的诞生


周春富被批斗致死后的第三年,那个自称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在部队里开始”画“书。他叫高玉宝,也是闯关东的黄县人,就住在黄店屯旁边的孙家屯。只读过一个月的书,认不得几个字,写书对他来说就是天方夜谭。但是,在部队里普遍文盲的情况下,这个热爱学习的战士被当作了扫盲典型。”文盲作家“应运而生,然而他画的书是不可能出版的,总政治部找到了当时<解放军文艺>副总编荒草负责为其修改。荒草觉得根本没有修改的可能性,于是代笔写了前十三章,书名根据罗荣桓的指示就叫《高玉宝》。


1951年年底,署名为“荒草”的作者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文艺》报道了文盲战士高玉宝刻苦学文化和写书的事迹,《解放军文艺》还陆续刊出了高玉宝小说的部分章节,《我要读书》和《半夜鸡叫》即是其中两篇。全国的报刊杂志纷纷转载,高玉宝很快被塑造成脱盲典范,一名热情讴歌新社会的著名工农兵作家、文艺战士。



高玉宝火了,小说里的人物却是用的真名真姓。第九章里半夜学鸡叫的周春富在死去几年后,又成了全国各地唾弃的典型,他的后人们再一次成了学校里、村子里街谈巷议的坏分子,他们是周扒皮的后人,他们被人称为”地主羔子“。


不敢想象,他们的后人经历过什么样的屈辱遭遇,他们活着比死都难。


黄店屯村的孔庆祥回忆,“有一年我在到黑龙江的火车上,正好遇见高玉宝,我问,大舅,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吗?他没吭声,说是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然后又说,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他地方就没有


从上世纪40年代初到1947年土改期间,曾外祖父家里,老大、老三负责种地,老二做生意,其他孩子读书。因为人手不够,陆续雇过长工和短工,都有名有姓。高玉宝自称在周家放过猪,但周家人从来没见过他。


我的外祖父周长义,于2008年春节过后离开人世。生前,他见到我,一直重复一句话:咱家没剥削过人,也从没见过高玉宝这个人。1963年春夏之交,他(高玉宝)来了一趟。我和人正在地里干活。高玉宝40岁模样,招呼大家一起要开个小会。我这也是第一次见到高玉宝。高玉宝对我说:谁说我没在你家干过活?我学木匠时还给你家做过马槽子。这事很多人都清楚。人家来调查,你们照我那样说没有错。高玉宝又说他现在很烦恼,小人多。他又对我说,写“周扒皮”不是写你家的事,不是写咱这地方的事,但天底下能没有这样的事吗?小说是拿到全国来教育群众的,有没有重名重姓的,肯定有。回去告诉你们家里大人和小学生,不要乱讲话……



据外祖父周长义回忆,高玉宝这番话,中心意思就一句:外面来人问要回答,我在老周家干过活。


1963年的年度关键词是“忆苦思甜”。这似乎可以为高玉宝急着到家乡“开小会”做注脚。


给曾外祖父家做过10年长工的刘德义,中共建政后做过大队的贫协主席,于1978年去世。他的儿子告诉我,从来没听他爹说过周春富家半夜学鸡叫。


后记

半夜鸡叫禁不住推敲,荒唐至极。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理性是不存在的,为了树立阶级对立观念,周春富成了牺牲品;为了扫盲,周春富的后人又成了牺牲品。这个家族的坎坷命运在近百年的历史里淹没了,良知、人性没有回归,屈辱却在延续。我不想说谁是谁非,高玉宝的所作只是政治教化的成功,对于他自己来说,何尝不是一个受害者


时至今日,依然没有人站出来对周春富的家人说声对不起。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再助纣为虐,告诉我们的孩子,周扒皮是个好人



附录:地主周扒皮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坏——周扒皮原型揭秘

“周扒皮,爱吃鸡,半夜三更来偷鸡。我们正在做游戏,一把抓住周扒皮。问他为啥来偷鸡, 他说他老婆爱吃鸡。这是个我们从小就听说过的歌谣,自此对周扒皮的印象就停留在了偷鸡贼这个名词上。其实周扒皮听到这个真的会从坟墓里跳出来吧,因为真实的周扒皮并是不是如歌谣里说所的那样,揭开历史真相还原真实的周扒皮。

“周扒皮”这个名字,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一说到“周扒皮”人们自然就想起《半夜鸡叫》的故事,一个老地主奸诈残酷剥削农民发家的秘密活脱脱的展现在世人眼前,不能不激起人们的阶级仇恨。

“周扒皮”一词出自战士作家高玉宝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一书中的一个地主人物形象,既然是“自传体”,作品中的人和事就应该如同书名《高玉宝》一样理应是真人真事。这个叫“周扒皮”的人物原型是谁呢?“周扒皮”又是怎样一个人呢?近年,《高玉宝》一书中“周扒皮”的后人玄外孙孟令骞通过走访老家访问了与“周扒皮”同时代并与之相处过老人,向人们复原了一个真实的“周扒皮”

“周扒皮”故事原型名叫周春富,辽东半岛中西部的复县黄店屯村人(今瓦房店市)“老周家也是闯关东过来的。”83岁的黄店屯农民阎振明说。具体哪年哪月从山东迁来的,周家后人也不明晓,周春富的玄外孙孟令骞推测,大概是在清初。

和东北其它地方一样,复县长期地广人稀。清初召民垦荒,一些山东人来到这儿。雍正十二年(1734年),人丁才增至5278名。当时,八旗官兵“跑马圈地”,戍边官兵“按丁授田”,包括周春富的先辈在内的移民们,则自己动手垦荒。周家的先祖在这里定居下来,开荒、种地、生孩子,一户人就这样繁衍生息下来。

后来的移民,能选择的好地越来越少,有人干脆租地。天灾人祸、家道中落等原因,也会导致土地的流通和集中。即便如此,这里的人地关系远没有中原地区紧张。1914年,政府丈量登记,明确土地所有权,三年后统计,复县(加微信号shenchea为好友,朋友圈文章更有种、有趣、有料。)共有耕地面积1517570亩,农户46610户,其中87%是自种户、自种兼租种户,仅有少量农民完全靠租地为生。

周家到了周春富这一辈,并不算富裕,按阎振明的说法,周春富“继承了一些土地,但不多”。但在周春富看来,那些浮财不过是过眼云烟,只有土地才是结结实实的保障,地里出一家人的吃喝,子孙也能受益。

于是,这个勤俭、精明的农家子弟,开始一点点地攒钱、置地。他的勤俭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在黄店屯,年长些与周春富有过接触的老人都知道,“周春富这人无论吃的还是穿的,都很寒碜,裤腰带都不舍得买,是用破布条搓的。”周春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抠门。一个流传甚广的细节是,“周家吃剩的粉条用筷子捞出来,放到盖子上晒干了日后吃。”

在周家做过多年长工的王义帧回忆说,周春富从“从不闲着”,伙计铡草的时候他帮着续草,他续草铡出的苞米秸长短匀齐,牲口爱吃。“有个特殊要求,无论是伙计还是儿女媳妇,干活时不准穿红挂绿,怕粘灰就不能撒手干。”“周家院子里是不能有鸡粪的,孩子回家了就拿起小铲子往院坑里拾掇。家里不养牛养骡马,脚力快也干净。我在他家要早起。他家人养成了习惯,冬天天还没亮点了煤油灯,家里人做饭的做饭,喂牲口的喂牲口。人家都起来了,你伙计还能赖在被窝里吗,起来没有事编筐拣狗粪。”2006年,王义帧在接受周春富的玄外孙孟令骞访谈时回忆说。

在黄店屯,老周家的5个儿子也让人羡慕,“家里人手多,大儿子干农活,二儿子管家,三儿子赶车,几个儿子都有分工,个个勤快。脑子也灵,都能挣钱。”


为了更多地了解自己的太姥爷,孟令骞多年来寻访了几十个与周家有交往的人,据他介绍,周家“挣钱了就买地,地多了就雇长工,从三五个到七八个的时候都有。太姥爷和长工一样干活,一大早就赶马车出去,回来挂一胡子霜。”

长工王义帧对周春富买地的嗜好印象深刻:“老头把家,就愿意买地。和人家在地头说话,末了就问,你的地卖不卖啊?”

周春富凭借自己多年的努力,为周家积攒了一大份家业。1947年,这份家业约合240亩土地,还有“四大坊——油坊、磨房、染坊、粉坊以及一个杂货铺。

1945年10月,东北光复,八路军接收了伪满政权,复县民主政府成立,黄店屯村也随之解放了。可没想到,一年之后,国民党军队又打进来。又过了半年,辽东地区东北民主联军反攻胜利,黄店屯又迎来了二次解放。

二次解放后,黄店屯最激烈的变化,就是土改工作组进村了。工作队来的时候,是12月,村里的老人们回忆,“工作队的人当年大都是兵,还有干部,有从沈阳来的,有从胶东来的。”



“土改”很快成为东北农村的流行语。不过,1946年那次土改跟周春富没太大关系。当时的主要内容是“减租减息”以及分配“敌伪大汉奸”土地给无地和少地农民,周家没土地出租,也没人当汉奸,算不得改革对象。

1947年年底,当土改工作队第二次进村的时候,周春富年逾花甲,和黄店屯的其他老人一样,他夏天上身不爱穿衣服,后背晒得黑紫黑紫。如果没什么意外,他也快像其他老人一样,不用再自己下地,把土地彻底交给下一辈,自己颐养天年。

但周春富的命运却因为一纸通知而发生了彻底改变。这年10月,中共召开全国土地改革会议,之后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东北局发出《东北解放区实行中国土地法大纲补充办法》,辽宁各地党政领导决定,“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消灭地主阶级的阶级路线”,“彻底解决平分土地问题”。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一年12月,中共复县县委抽调上千名干部,组成工作队进村了。

在黄店屯,拥有20多口人,200多亩土地的周家最终被划作了地主。人均十亩地,在地广人稀的东北农村,算不得突出,但周家除了土地,还有几个坊铺,这在村里是被认为“很有钱”的象征,而“有钱”,则是划分阶级,平分财产的一个前提。周春富费尽心思积攒起的家业,最终成为了致命的包袱。

1947年12月的某天,黄店屯的男女老少都被通知去村小学。“周春富被拎过来,贫下中农代表们控诉完毕之后,上去围攻,打啊踢啊。”阎振明至今还记得当年的场景。


“你踢了吗?”阎振明一楞,沉默了两秒钟,脸扭向一旁,苦笑着说:“谁敢不踢啊,阶级斗争,阶级一划分那就是敌人。你不踢,不表态,就说明阶级立场有问题。”

在这样的氛围中,周春富的一些问题,逐渐被“挖掘”出来。一个当年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若干年后回忆,“这地主真太可恨!周家的四个儿媳妇,得被他逼着干活!一个月头10天,大儿媳妇做饭,二儿媳妇做菜,第三个儿媳妇当‘后勤部长’,推碾子拉磨什么都干。这10天四儿媳妇可以‘休息’,给孩子缝缝补补做衣服。下一个十天,就按顺序‘轮岗’......对家人他都这么抠,对我们扛大活的长工,你想想得狠到什么地步!”

暴风骤雨很快席卷了周家,“数不清的脚踏进院子,翻箱倒柜挖地刨坑,然后把筛糠样的地主老财父子婆娘揪斗到街上戴高帽挂铁牌,鞭棍唾骂声一浪高过一浪。太姥爷的几个孩子扶着破碎的窗棂惊恐万状。亲朋们早就鸟兽散或作壁上观或劈天跺地划开界线。”孟令骞根据自己的寻访复原了当时的情景。

周春富几乎是土改刚刚开始不久,他就被“镇压”了。周春富具体是怎样死的,由于没有正常的法律审判程序,已经找不到档案记载。村里的一些老人们说,周春富就是开批斗会时,被活活打死的。而那个给高家放过猪的那个小孩,多年后回忆,“周春福(富)让人民政府召开公审大会给枪毙了!那天我们家乡人山人海地去看,尤其是老人们都非常高兴。”

周春富的死,在这样的大风潮下,并算不得什么特别突出的事件。但让周春富“扬名”的则是另外一件事情。周春富死后两年,那个曾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参加了解放军,在行军打仗的途中,开始动笔根据自己的经历撰写长篇小说。

后来,“在总政文化部首长和解放军文艺社领导、编辑的关怀、帮助下,在老作家荒草同志的具体指导下,我每天加班加点,废寝忘食,反复修改书稿。《解放军文艺》把我改出的书稿全部连载了。”

这个小孩,就是著名的战士作家高玉宝。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单行本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高玉宝讲述了一个小孩子在一家周姓地主家备受剥削,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

小说的第九章,叫做《半夜鸡叫》。在这个故事里,绰号“周扒皮”的地主,为了让长工早起干活,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最后反被长工们戏弄。《高玉宝》在国内外有二十几种版本,仅汉文版印数就高达450多万册,并被改编为24种连环画和12种文艺演唱形式及其戏曲书籍,其中尤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64年拍摄的同名木偶片影响深远。

黄店屯村的孔庆祥回忆,有一年在到黑龙江的火车上,正好遇见高玉宝,她问道:“大舅,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吗?”高玉宝没吭声,只说是:“(加微信号shenchea为好友,朋友圈文章更有种、有趣、有料。)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然后又说,“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它地方就没有。”高玉宝向他的读者玩了个大胆假设,胡乱求证。

看来,“周扒皮”实有其人——周春富,一个闯关东人的后裔;而“半夜鸡叫”纯属子虚乌有。

但真实与否已不重要,这个“周扒皮”的绰号,以及“半夜鸡叫”的荒唐举动,最终成为了中国千千万万地主的代名词。

黄店屯93岁的老人高殿荣,至今还住在土改时分给她的周家三间老屋里,她回忆起周春富时,只说了一句,“不是恶人,不霸道。”在传统的乡村道德语境内,“好”和“恶”是最基本的两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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