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读 | 《小说中国》一个文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镇北堡西部影城宁夏旅游2018-06-25 16: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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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国》第53章丨张贤亮


1976年毛主席老人家去世时我在宁夏南梁农场戴着“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两顶帽子劳动改造。从1957年后的20年里,谁也不会请我吃饭,我也没有资格请别人吃饭,穷得连茶叶都买不起,更不会养成喝酒的习惯,几乎成了一个酒精过敏者。那时,南梁农场附近农村公社的生产队里有一个驼背老汉,常到我住的山麓下的连队来拾破烂,有时也带些鸡蛋来卖。“顾客”就是我们连队掏不出现钱的穷农工。

 

老汉允许赊账,用拆开的香烟盒纸钉成一个小本子,某某人赊了多少蛋就请我给他记上,月头发工资时来照本收钱。一来二去我们便成了朋友。一天,他说他的儿子要结婚,请我去“吃席”,我欣然应允,出了五毛钱“礼”。时间约定在910号。几天后他又跑来说要提前一天办婚事,因为他家准备了许多肉食蔬菜粉条豆腐,已经开始变质,别的还可以放一放,豆腐再放就馊得不能吃了。于是197699日这天是我20多年来第一次去“吃席”,即我们现在常说的“赴宴”。

 

“席”就摆在村前的空场上,几口大锅热气腾腾,空场上放着一张张高矮不齐的桌椅板凳,像在工地打饭一样,客人们一个个自己到锅边去领“席”。上午他家请亲戚,中午请最主要的客人: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下午才轮到“散客”。我属于“散客”,去得早了还替他家帮忙给干部们端“席”。等我饥肠辘辘坐到一张矮桌边端起一碗上面覆盖着一片羊肉,下面全是白菜粉条和发酸的豆腐的“席”的时候,已是下午。

 

他家的亲戚看我辛苦,特意给我端来一碗用白薯酿造的酒。虽然我不喝酒,一闻酒气就反胃,可是不喝白不喝,我还出了五毛钱“礼”哩。正在我拿起酒碗的时候,无处不在的广播大喇叭响了。一开始播放沉痛的哀乐,我便立即意识到毛主席他老人家去世了!一碗白薯酒把我灌得昏昏沉沉,而我头脑却异常清醒,预感到中国和我个人的命运从此都会有巨大变化,但绝对想象不出会怎样变化。

 

对这一天的回忆总使我有一种神秘感。

 

几天后南梁农场举行追悼大会。不知为什么,我这个从来无权参加任何大会小会的“分子”也被召去追悼他老人家,并且我们连队的刘连长还有意叫我站到连队最前列,好像我就是他这个连队的代表。直到今天我还不理解他那天对我的安排有何深意,遗憾的是他在1981年死于脑癌,不然的话我一定要向他问明白:究竟是我比革命群众更应该悼念毛主席还是从此后我可以面对毛主席?那天,我眼前就是毛主席巨幅肖像和无数花圈。

 

毛主席像加了黑框竟变得异常陌生,仿佛他老人家绝对不能和“死”联系在一起的。我既惶恐又受宠若惊,全场的气氛令我悚悚发抖,在一片哭喊声中一个个干部群众噼里啪啦昏倒下去。我感觉到人们普遍地对个人和国家的现在与未来都不知所措,涕泗交流中充满恐惧,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失去了主心骨”。

 

因为那个“黑匣子”的关系,我已知道当时中国的经济已经千疮百孔,连最起码的“数字化生存”也难以为继,而中国人还在闭关锁国中自我陶醉:“到处莺歌燕舞”。就在1976年,南梁农场有家在宁夏南部山区的农工探亲回来悄悄地说,宁夏南部山区农业人口的贫困达到惊人的地步,一家七八口人的全部财产估价不值10元人民币。虽然中国的英文名为“磁器”(China),但许多农民家庭里找不出一个吃饭的磁碗,因为易碎的磁碗一旦摔破再也买不起另一个补充。

 

这些农民家庭就在火炕的砖檐上挖小窟窿,家里有几个人就挖几个窟窿。救济粮熬熟了就舀到小窟窿里,随便在树上折两根枝条当筷子划拉入口。生下的婴儿没衣裳没尿布,冬天就埋在炕灰里,只露出一个小脑袋,既能使婴儿保暖,又可让炕灰自然地吸收婴儿的排泄物。其悲惨情景连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来拍摄实况向中央领导汇报的工作人员,都禁不住落泪。

 

“四人帮”被打倒了,我们可以说使中国变成这样一副残败模样都是“四人帮”的罪过,毛主席老人家依然英明正确伟大!可是毛主席老人家却不幸去世了,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我为什么要拉扯以上两段1976的闲话,因为我这个自不量力的“右派分子”加“反革命分子”总怀着“中国情结”,被周围一片愁云惨雾所感染,我也昏天黑地地不知怎么办。不管是“按既定方针办”也好,“抓纲治国”也罢,都明显地是继续往死胡同里钻的“路线”。后来有一部畅销书叫《谁来承包中国?》,这本书我没读过,但那书名倒的确能表达我当时的疑问。是的,谁能将像宁夏南部山区的婴儿那样陷在灰堆里只剩个脑袋在外面的中国拖出来?

 

前面已经说过,1978—1979年间正是我为自己“平反”奔波的时候,瞅个空子就往农场场部的政治处办公室跑。干部们在里面聊大天,我就蹲在外边墙根下等候。一天,我听见干部们挺热闹地聊刚刚传达的一份什么报告,其热烈程度不下于讨论“数字化生存”中票券证的新变动。他们说的是邓小平的讲话。

 

干部们好像只对这样一句话特别感兴趣,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我们当然知道了小平同志的原话,但那时人们口头上说的和后来发表的原文也没有多大差异。干部们个个兴致勃勃,眉飞色舞,仿佛他们都“富起来”了似的。

 

这句话使我很惊异,情不自禁地从墙根下蹭起来趴到窗台上听。倒不是因为我也想“富起来”,而是我从来没有在历史书中读到和我独自想到一位革命家、一位政治领袖敢于提出这样的口号:“允许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

 

自古以来,中外每一个起义或革命的政治领袖人物都以“等贵贱均贫富”、“抑富济贫”、“平分财产”之类口号为号召。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向基督教学来的是“人人平等”,孙中山先生的宗旨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毛泽东一贯强调“共同富裕”,哪个地区稍稍有了点盈余也要“一平二调”,想用平均主义的办法来普遍致富,结果使富的又贫了,贫的更加贫困,美好的“共同富裕”愿望无情地变成了“共同贫穷”的现实.

 

由杰佛逊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即为“人生而平等”,法国大革命高举的是“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空想社会主义三位杰出代表人物也是从“平等”观念出发的,欧文不仅高唱“平等”而且还在北美进行过实验……

 

 任何一位政治领袖、历史人物都将公开提倡某部分人“先富起来”“生活先好起来”视为“不平等”,是政治和革命之大忌。尽管谁都心里明白除了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在任何其它社会中决不可能“均富”。从哲学上说,“普遍”都是先从“个别”生发到“一般”的,要想“普遍富裕”必须“先让一部分人富”。但“命”可以这样“革”,“革命”的话可不能这样说。后来果然没有一个政治家实现当初他号召群众跟着他走的诺言,欧文的“平等”实验很快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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