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小说 约翰·厄普代克:杀害

经典短篇小说选读2018-06-25 20:55:53

        尽管安妮的父亲昏迷在床上,已是弥留之际,他的手依然温热,甚至还很有力。在这间价格昂贵、装修淡雅的疗养病房里,他感到饥肠辘辘,口渴难耐,如同那些被遗弃在沙漠里的人。他的口气难闻至极。从干枯的洞穴——他的嘴里,呼出的气息,不同于安妮闻到过的任何散发自人身上的气味——污秽但毫不丰盈,只是臭皮囊剩下的最后一点酸味而已。然而他依然活着,毫无意识地努力喘着气,不声不响地嘟囔着,灰白的脸上闪过那些她所熟悉的表情——他往常在餐桌上故弄玄虚,时而高耸双眉的无奈状,或是突然撅起上嘴唇,像是要发作起来,大讲一通字斟句酌却义正词严的议论来。作为一名律师,忘家于那些城市和公司的阴谋里,他的为父之道十分疏离。他不愿责罚儿女,平时最多在饭桌上说说笑笑,聊助合家欢愉。他的空闲时间都花在户外,摆弄那些没有儿子可供分享的活计。在新罕布什尔州,他花了几个夏天的时间,盖了一堵四分之一英里长的石墙;在波士顿,他平整砖砌的平台,给它除草;在退休后居住的郊区,他照看混合肥料堆,修补和重新设计篱笆。在过去的一年里,他的手丧失了工匠般的粗糙,衰退的大脑无法再指挥双手做任何工作。就在去年夏天,安妮曾经轻率地让他帮她的孩子做一只鸟笼。他吃吃地笑着,像男子汉一样跃跃欲试。他找齐了要用的工具——木头、钉子,像平时一样颇为自得地叼着烟斗,走着熟悉的过场,而他的孙子带着越来越不信任的神色,打量着被他瞎钉在一起的木头。最后,老头儿后退一步,和孙子一起观看刚才的成果。他仔细地看了一会儿,于是永远放弃了干类似活计的念头。此刻,他那干枯却并未僵硬的手放在女儿温暖的手里。
        他的手有时回应她的紧握,掠过面容的激动使他微弱的脉搏加速。“放松,”这时安妮会俯过身,凑近他带着酸腐味的呼吸,轻声对他说,“放——松!没事的!我就在你身边,爸爸。我不会离开的。”
        在这些小时的紧握和守护中,安妮回想起了一幕三十年来都很少忆及的童年插曲。那件往事是如此奇怪,不符合她和父亲各自的性格。那时她还是个没心没肺的小孩——当时人们管这叫“适应能力强”。大约十三岁的时候,作为三个女儿中第一个步入少女时代的那个,她遭遇了失眠症。那无法解释的不眠状态让睡眠成为了一片不可抵达的神奇国度。房间家具闪着幢幢黑影,似乎不去监视它们,它们就会恐怖地苏醒过来。她母亲轻描淡写地把她的害怕心理给打消了,就像从前给她解释月经是什么时,只说“岁数大了”引起的一些不方便。令人意外的,倒是她父亲正儿八经地对待此事。安妮记得,他总是面色苍白地从那些开不完的会议中抽身回家——脸上带着下议院式的冷漠,肩上担着上议院式的重负——然后,如果他发现她还醒着,就会连着几个小时坐在她床边,握住她的手,和她聊天,权当是“陪伴”。或许她感觉的几个小时,其实不过是几分钟;或许是她的回忆把几帧片断扩展成了漫长的插曲。在她的记忆里,父亲的声音不仅慈爱,而且使她感到,他总是兴趣盎然,闲适自娱,好像来此不是为了尽责,而是在做一件赏心乐事,就像他童年在乡间时,围坐闲谈便深感快乐似的。父亲对她不曾吝惜过时间,现在,她同样不想吝惜她的陪伴。她要照顾他入睡。
        然而安妮厌恶疗养院,她想逃离那白大褂掩盖下的气味,那没完没了的电视,那价格昂贵的误诊,那佯装激励的虚伪和那令人窒息的鄙俗。这些濒死的碌碌众生和粗鲁的护士,正是她父亲希望她长大后能避免成为,超越之上的。“你不是个棒小伙吗!”主管的医生佯装抗议她父亲入院,轻拍着他的胳膊,像个性急的女友。
        她父亲那常年辛劳自任锻炼得来的身体一向坚实无碍,甚至胜过他的好脑筋,但后来却突然衰竭下来。几次小中风,就让一星期前还能从一名男护士那儿拖着脚穿过大厅,走到安妮身边的他到了食不能咽的地步。是做决定的时候了。“怎么决定得你自己做主,”医生说。他脸上的表情凝重、善良、充满自我保护和郑重其事。她需要决定的是,要不要把父亲送进医院,在那儿他将靠输液维持生命。她最终决定不去医院,她担心救护车会让父亲感到自己尊严受损,而这是她心里最担心的。可从医生抓住她的手,严肃而虚假地撇清,“你做了个正确的决定”中,安妮意识到她的决定实际上是在杀死父亲:他不能吃东西,不能喝水,被扔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
        电话里,安妮的声音飞跃千山万水,希望能逃避做决定的责任。为什么医生要让她决定?难道他们不能自己做出决定吗?如果母亲还在,她会怎么做?安妮给她的妹妹们打电话,一个在芝加哥,一个在德克萨斯。当然,她们赞同她做了正确抉择——唯一可能的抉择。她们共同的遗产——母亲的常识,通过她俩的声音如此坚定地传递过来,使安妮一时间几乎原谅了她俩只是离得老远,说说现成话罢了。然而,她们给她的信心不到一小时就蒸发殆尽了。她打电话给她的牧师,他来了,喝着茶,然后对她说,她的选择是正确的,甚至是神圣的。他的表情看上去既冷淡又油滑。他走之后,安妮坐在那里,双手祈祷般地捧着一盏母亲留下的茶杯。母亲两年前去逝,把她的瓷器,她的常识以及一个从头到脚都在衰退的威严老人留给了她的女儿们。这个大红彩绘、金釉镶边的茶杯,此时便成了绝境中的无上恩物。安妮闭上眼睛,等待着母亲通过捧在手上的这个易碎而冰冷的形体与她交谈。然而除了越来越大的深渊,她什么都没感觉到。她睁开眼睛,打电话给在波士顿已经和她分居的丈夫。他现在定居在后湾,离她小时候长大的地方仅有几个街区。
        “当然了,亲爱的,”马丁说,他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庄重而慈爱,“你做了唯一可能的决定。”
        “噢,你也这么说,你们都这么说,”安妮对着坚硬的话筒哭泣着,话筒比茶杯更沉重,“但我是那个不得不做这个决定的人。我在害死他,而我是那个必须看着这件事发生的人。难以置信,他的嘴巴想要水。他快干死了!”
        “为什么要去看望他?”马丁问,“他不是还昏迷着么?”
        “我怕他醒来觉得害怕,”她说,那想象中的场面让她一阵剧烈地抽泣,不得不挂掉电话。
        过了恰到好处的一段时间,马丁又把电话打了过来。她很感激,觉得他是心有灵犀地给了她时间哭好,洗把脸,然后热上咖啡,然而他似乎只是刚才和他女朋友商量了一下此事。“哈丽特说,”他口气权威地说道,“剩下的办法,就只有大发神经,把老头儿往医院一送,吊着瓶瓶罐罐活受罪。更不用说还得花钱。”
        “跟哈丽特说,我当然不会去做任何对她来说大发神经的事情。她更不必操心钱的事;她可不是财产继承人。”
        马丁的声音听上去颇受打击。“她非常同情你,她都哭起来了。”
        “跟她说,多谢她的同情。她要同情我,干吗不放你回来一趟呢?”
        “是我自己不想回来,”马丁以一种崭新的庄重而慈爱的口吻说。
        “噢,去死吧!”安妮挂上电话,然而她惊异于自己竟感到了快意和解脱。她意识到,发在这个男人以及他那自以为是的女人身上的一通怒火,是这些天来除了疗养院、垂死的父亲和她的负罪感外,她第一次想其它事情。
        她无法让自己安定下来。她会连着几分钟握着父亲的手不放,感觉像是过了几个小时,对着他的聋耳朵宣布自己的存在,让自己呆在他的身边。父亲的脸干枯得深陷下去,带着木乃伊般惊愕的表情。他扬起的眉毛和低垂的睫毛间看上去距离巨大。他的手会突然一抽,或者她的手动了一下,这样就会刚好触碰到他的脉搏。那种生命的迹象吓到了她,就像大半夜里,厨房灯突然亮了,几只蟑螂从水槽里冒了出来。“爸爸,我必须离开一会儿,”她说,然后飞快地逃走。
        她觉得自己迈着奇迹般富有弹性的步伐穿过大厅。四周都是临终者剪着短发的头裹在白床单里。有一位头发稀疏、面色潮红的老太太,陷在一把老人专用椅上,不停地拍着巴掌,喊着“救命”。安妮经过的时候,老太太停住了片刻,接着又恢复她刚才的动作。“救命”,“啪啪。”“救命!”紧闭的大门。空气。生命。伏牛花和富贵草种在门口的方形花坛里。停车场刚刚铺过路。这世俗的泥土和沥青让安妮感到惊奇。太阳像一个银白色的伤口低悬在十一月铅灰色的天空上。她溜进汽车,启动发动机。
        疗养院的四周对她来说很陌生。她走进以前从未去过的两洋超市,在一家稚气十足的小吃摊给自己和孩子买了晚饭。置身于陌生人中间,她用一块三明治和一罐可乐填饱肚子。加油的时候,她呼吸着加油站里的气息,看着一个友善的胖子穿着绿色工作服,如此煞有介事地为她注满油箱。她感到,在这灰冷的苍穹下,在这陌生人聚集的城市里,因为她的意愿,另一个人正在油尽灯枯——而正是那个人的精血赐予了她生命——这听上去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临终前,她父亲的性意识恢复了。她母亲不再介入,他的男性气质却显露出来。在母亲去逝以后,安妮和马丁曾想把他接来一起生活。但是,头一个晚上,他就站在安妮和马丁的卧室门外清着嗓子,把他们弄醒了。当安妮打开房门,父亲对她说,没有人像她今晚这样伤害过他。他的脸气得发白,睡衣上下两个扣子扣错了位置。她起初并没有反应过来,但随后脸红了起来。“可是,爸爸,他是我的丈夫。你是我的父亲。我不是妈妈,我是安妮。”她继续绝望地辨白,“妈妈已经去世了,你忘了吗?”
        他的怒气过了很久才开始平复,看来他是领会了这个意思。他眼睛眯成一线,做出法律界的审慎状,“情况属实,”他说。
        马丁感到好笑,两人一起把安妮的父亲送回床上,但是他们却再也难以入睡,仿佛他们确实是情人,而在隔壁房间拍打墙壁的男人才是被弄错了的丈夫。她只是到后来才感到那天晚上的讽刺之处:那个和她睡在一起的男人,其实并不情愿这样。那时,马丁和哈丽特已经开始了婚外情,他之所以心甘情愿地让安妮的父亲住进来,只是出于他对婚姻生活的最后一次仁慈。她记得,当她后来宣布和父亲一起住的办法不奏效的时候,马丁是多么地如释重负。父亲回到了自己的家,变得更加糊涂,具有攻击性:从骚扰几个家庭主妇,到一对同居的情侣,最后发展到骚扰一个强壮的男护士。马丁则吐露着越来越多的婚外情细节,最终提出分居,然后一把老头儿安全地安置到疗养院,他就走了。
        然后,独自一人,安妮这才意识到了父亲拒绝承认死亡的勇气。随着他的理智日衰,那一辈子爱在人前受尊敬的习惯简直糟蹋得不成样子了:他横蛮暴怒,一意孤行,对护士报以老拳,为了急着打开老人专用椅的链锁,闹得双双四脚朝天。从他的好斗和狂暴里,安妮看到了一种赤裸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为他身边的四个女人在洪荒世界中搭起了一个避难所,并且获得了她们的尊敬。随着马丁的离去,安妮感到自己同样赤裸着。自己的无依无靠,使她爱上了父亲的无力感。然而,她的爱却使她不能和他一起,无法像父亲曾经在她步入少女时代时安抚她那样,安抚他面对死亡之路时的恐慌。这一事实让安妮感到分外羞耻。
        做出决定的三天来,安妮来了又去,惊叹于父亲求生意志的狂躁。他的脸干枯消瘦,进而变得僵硬。他的嘴巴保持着O的形状,像是要吃奶的婴儿。他的呼吸喷出一股臭气,像一阵不可解读的斥责。他的手呆在她的手里。他死不了,她留不住;就像那些参加一场伟大而狂热的爱情的选手们,和他们在一起,没有谁会介意彼此拯救。
        他死了,在没人陪伴的时候。护士很快就发现了,用床单蒙住他的脸,然后打电话给亲属。此时安妮正在家里耙着硬邦邦草坪上的落叶,想着自己应该陪在父亲身边。这个在人与人之间建起隐私和孤立空间的世界,突然鼓起勇气,降下纷飞的信件和拜访,致意和怀旧。在她面前,她父亲漫长而充满成就的一生被用言语重建起来。葬礼办得很成功,那是一场幸存者的聚会,一场向一位像样而有用的人的致敬典礼——他刚过世不久,身体却依然生气勃勃。她的妹妹们从飞机上下来,哭得比她还厉害。一张张在安妮童年记忆中漂浮的中年面孔——她父亲的老朋友们,统统付诸实相。安妮接受着亲吻,拥抱,抚摸和褒扬,然而她才是父亲死刑的执行者。她看到,这并不自相矛盾。他们对她满怀感激。世界需要死亡,就像需要生命一样。
        葬礼之后,马丁同她和孩子们一起回家。“我很好奇,”安妮在他们俩独处的时候说,“哈丽特怎么没有来。”
        “你想让她来吗?我们以为你不想。”
        “你们想得没错。”
        “当然,她本来是想过来的。她佩服你的所作所为。”
        安妮看出,马丁是想借着老爷子办丧事为哈丽特谋一个进身之阶。他在脑海里已经跳过了他们分居和离婚的阶段,直接跳到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安妮,会对他的第二任妻子哈丽特宽宏大量,甚至对她所谓的崇拜也投桃报李的那天。他可真是越来越幼稚了,安妮想,一个推销员,一个联络人。“我什么都没做,”她说。
        “你做了一切能做的,”他回应道,这同样是他游戏策略的一部分:不仅推销哈丽特,也推销安妮自己,暗示她称职而且独立,就算没有他也能搞定一切。
        她真的能吗?自从护士在电话里给了她那件久违的礼物——她父亲去逝的消息,安妮已经不是第一次在她重新获得的自由里感到深邃的无意义了。她瞥见了这种可能性,就是没有别的人像她父亲那样需要她,而在他死后,她对其他人的贡献,就只剩下自己也一死了之了。马丁那套新做派是致命的,热烈地拥抱孩子们,带着羞怯、压抑的殷勤,和每个孩子说话,所有这些经济有效的十足活力,都是他心不在焉呆在家里的几年里所没有过的。当安妮站在火炉边时,他甚至胆敢轻轻拍拍她的屁股,好像她不过是另外一个等待安抚的孩子。吃饭前的那段时间,他里里外外地忙乎着,换灯泡,给炉子上油,把从不听话的挂钩上脱落的窗帘重新挂上。他艺术鉴赏家般尽职尽责地表演着——他迅速浏览着儿子们在暗室里冲洗的照片,他轻松地给女儿讲解因式分解——这一切,对安妮来说,都是他有意要让她受辱。他的做法与其说是让她和孩子们更亲密,不如说是在离间他们,给她们的关系设置距离。孩子们把失去父亲的责任赖在了她身上,他们也责备自己。日复一日,他们无言地坐在餐桌前,咀嚼着负罪感。现在,他终于回到家里,拔掉酒瓶塞,庆祝她父亲的去世。“安妮,亲爱的”——他在哈丽特那儿学会的这个句式——“跟我们大家说说你为什么换不了电灯泡?你是害怕摘下来还是拧上去?”骨子里毒辣,但外表光鲜;哈丽特让他变得幼稚但是更积极,少了胆怯和罗嗦。之前在家里,他像是他们不经意间呼吸的空气;现在,他向他们表明,他是一种力量,他的精力充沛,那带着报复心理的责任感不过是在炫耀他们浪费了一笔财富。
        安妮对他说:“我一直忙着爸爸的事情,顾不上哪个灯泡亮哪个灯泡不亮。我连报纸都几天没读了。”
        马丁没注意到她语气中的防备。“可怜的爷爷,”他盯着孩子们说,好像提醒他们,哀悼是又一担落在他肩上慈父般的责任。
        憎恨,对这个男人赤裸裸的憎恨充斥着她的身体,似乎把她提起来,让她恢复了自由。他坐在他那端的桌子边,感觉到了。透过孩子们面前朦胧的烛影,他笑了起来。她的憎恨正是他所要的。然而那增恨却最终摇曳着熄灭了,就像灯泡突然坏掉不亮了。她并不自由。
        他帮她洗了碗。独自生活,马丁养成了做些家务的习惯:另一个新花招。马丁在她身边走来走去,却避免和她有任何接触,带着滑稽的单身汉般的谨慎,擦干每一个盘子。这让她觉得他变得令人乏味。他,同样,感到厌烦。在一阵阵厌烦中,他滑出了哈丽特的轨道,重新回到了安妮的世界。“想要我走吗?”他红着脸问。
        “当然。干吗不走?反正你每次都走。”
        “我觉得,爷爷去逝还有所有这些事,你自己一个人会觉得太压抑了。”
        “你不想回去告诉哈丽特她错过的这个华丽的葬礼么?”
        “不。她不想听这些。她让我好好对你。”
        看来留下来的主意来自哈丽特,而不是他。就像那些最庸俗不堪的低级丈夫们一样,他被批准了一晚上的自由活动。然而安妮本人是乏透了,也顾不上和这个送来的宝贝大动肝火。
        “孩子们都在,”她对他说,“家里没有多余的床。你得和我睡在一起了。”
        “这又不会让我们死。”
        “我们指谁?”安妮问。
        在床上,她再次感到他的身体靠近着她。几个月过去了,他变瘦了,变结实了。更确切的说法是,他的身体绷得紧紧的,像是在通过这种练习,好勉强保持住他们之间的距离。也许对他来说,只是开始时是勉强的。当她抚摸他,希望做爱,他却说:“不行。这个太过头了。”在疲倦中,她感到释然。尽管在床上,他的存在霸占了她已经睡习惯的中间地带,她还是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她梦见自己握着父亲的手,而父亲突然精力充沛地坐了起来,把她吓了一跳。他开始责骂她,用那种只为家里最大的孩子保留的讽刺语气。对她的两个妹妹,父亲从来只是展示他温柔的一面。她醒了过来,发现旁边马丁蜷缩着身体。她并不奇怪他还躺在床上,让她惊奇的倒是另外几个晚上,她醒来,发现身边空着。马丁用一只胳膊肘支撑着身体,正在试图把枕头弄饱满。“为什么,”他问,好像他们一直在谈话,“你把充气枕头都给了孩子,咱们自己就用这些烂羽毛填充的玩意儿?我觉得简直是把头睡在了一块馅饼上。
        “你睡不着?”
        “当然睡不着。”
        “我睡着了么?”
        “睡得和平时一样。”
        “那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
        “我不知道。我想可能是负罪感。我觉得和你睡在一起,对不起哈丽特。”
        “别跟我说这个。是你要和我睡的,不是我要。”
        “另外,我真为爷爷伤心。他太好了。他知道出什么事了,可他无法确切地指出来。他那次说‘情况属实’的样子。还有我们把他送到疗养院的那天——他那副一切听我安排的样子。那么勇敢而安静,像要出去野营的孩子。这个波士顿的大律师,以前总是把我看作笨蛋,真的。那时他全听我的了。记得吗,他是怎样告诉我注意路上车辆的?他变得——那个词是什么来着?——恭顺。”
        “我知道,他很可怜。”
        “他不想让我再和别的车撞上,他想让自己得到好的照顾。”
        “我知道。我热爱他生存的意愿。这让我无地自容,让我们全都无地自容。”
        “为什么?”
        他生硬的提问让她吃了一惊:一个全新的马丁。那个过去的马丁她甚至不用去想就能彼此理解。她现在理解了他:他的意思是,你自己去无地自容吧,你自己去死吧,但是,别拉上我:我还是活过来了。她试着去辩解,“我这些天一直感到和世界失去了联系。”
        “嗯,我看你也是。”
        “不仅是和你,也和每个人失去了联系。今天的启示是,我不能哭。这和父亲没有关系,和任何特定的人没有关系。我没办法把眼睛从你和孩子的身上移开。你们后脑勺长得是那么相像。”
        伴随着床垫的响动,马丁转过身,把手臂围在她的腰上。她的心跳动着,等待着他的手扣住她的乳房,那是他的老习惯。可马丁没有碰她,就像他的胳膊从手腕那里被砍下去了。他用一种轻柔而善意的声音说,“对不起。我觉得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对我来说,躺在这里心里非常矛盾。那一整个星期我都觉得矛盾,那时你每个小时都给我打电话,说你亲爱的父亲还没有死掉。”、
        “不要言过其实,也别说‘亲爱的’。”
        “你打了很多电话,我想。就这么僵持着,他就是不肯死去。他变成了一个多么强悍的老农夫啊!”
        “是的。”
        “你那时处在痛苦之中,而我坐在后湾,无能为力。我恨我自己,我现在仍然恨。”
        马丁的忏悔,安妮想,无疑是另一个女人——哈丽特会逮住不放的机会。他紧绷的身体渴望做爱。但是,就像他们还是夫妻时的很多个晚上一样,电视新闻令她昏昏欲睡,铺天盖地的广告、灾难、天气和体育,随着地球不停旋转。在与之相同的机制下,安妮意识到,马丁对做爱的渴望,那持续在世界上鲜活的雄性力量,让她的睡意姗姗而至,就像她父亲曾经坐在她床边陪伴她入睡时一样。
        当安妮再次醒来,马丁仍然在和枕头较劲。根据月亮色泽的变化,她知道时间在流逝,不过究竟是两分钟还是一小时她说不准。她知道她又一次失败了,但是这一次失败的性质却不同。它并非多么惨痛,因为一切都平坦地沉浸在悲伤的月光中。她问他,“你怎么会还醒着?”
        “这是一次非常不成功的试验,”他带着满足感谈及他们睡在一起这件事,“你对床动了手脚,让我紧张。你总是这么干。但是和哈丽特在一起,我睡得像个婴儿。”
        “不要和我说这个。”
        “我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奇怪的生理学事实陈述出来。”
        “放松,放——松。”
        “我放松不了,而很明显你可以。你可怜的父亲死了对你来说一定是个巨大的安慰。”
        “并非都是因为这个。平躺在床上!”
        马丁顺从了她。她把手放在他的阴茎上。这个小小的家伙带着温暖的热度和光滑的质感。它不同于别的任何东西,比乳房更柔软,比思绪更易碎,但又是如此沉重。这样过了一分钟,他们都意识到它并未勃起,也毫无勃起的迹象。对于马丁,这是一次胜利,一次证明。“来吧,”他嘲弄道,“别那么尽力。”
        对于安妮来说,这是一次试验(用他的话说)。在她的那些悔恨之中,有一条是,她一直握着她快死去的父亲的手,却没有在他步入死亡的那一刻握着它们;她幼稚地想知道,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那大概会是一个人在遥远的地方低喃着,“睡吧,让我们一起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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